我是2023年初結識石頭記讀書社發(fā)起人彭永的。我們加微信，打電話，關系就接上了。當時我正忙于光明日報《博覽群書》雜志出版工作以及與國內外寫書者、評書者、讀書者的高密度互動，對于彭永和石頭記讀書社“匯集湖湘學人、研究湖湘人物、傳播湖湘文化”的大量工作細節(jié)都沒來得及仔細了解。等到他來北京請我去講課時，他拉著儉樸的行李箱，身上的干部夾克有點皺吧，走路匆匆的，說話快快的，音調平平的，和他的老家安徽和工作地湖南許多注意外在形象的同齡人相比顯得更加儉樸，倒是很像我很多年前在湖南接觸過的各界百姓。也許是因為我對湖南長期的感情，也許是因為看到彭永運轉石頭記讀書會和我操持《博覽群書》有著相同的甘苦，也許是因為光明日報報名的題寫者毛澤東、《博覽群書》刊名的題寫者胡耀邦都和湖南有著特殊的關聯(lián)，我覺得對彭永這位為讀書奔忙的人，對湖南那群每天為讀書而傾注心力的石頭記人，應該有需必應。

　　說起我對湖南的感情，我曾和朋友開玩笑說，我是“因為感恩岳陽而到了益陽和衡陽”。事實上，我因結識彭永和參與石頭記讀書社的各項讀書活動，到了永州、益陽、衡陽，并沿高速路穿越了湖南城鄉(xiāng)很多地方。加上我此前到湖南一些城市采寫報道和講課，可以說，對湖南的大部分地區(qū)都有了印象。而岳陽尤其印象深刻，因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遠門的地方。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從河北徐水到北京讀書，雖然北京也是外地，但兩地相距只有120公里，按當時大小站皆停的火車車速，也不過三個多小時。由于心理上和家鄉(xiāng)沒有距離，李白那“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的感覺雖然偶然會有，但范仲淹筆下“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的離愁別緒是一點都找不到。直到1986年，我們清華化工系高分子化工專業(yè)83級全班同學到岳陽化工總廠實習，才首次有了出遠門的感覺。那時我們坐的是全國條件最好的T1次列車，所在車廂的服務員是一位清爽利索的湖南大姐，她灑脫的舉止和帶有湖南味的普通話讓我認識到湖南人的優(yōu)秀。而岳陽化工總廠對我們實習的周到接待，他們粗糙的米飯配上小炒肉后的神奇香辣，他們市場里一筐筐一簍簍外形拙陋卻酸甜可人的獼猴桃，他們中一批熱愛讀書的青年職工熱情與我們交往的種種細節(jié)，至今在我眼前揮之不去。

　　關于石頭記讀書社的讀書，現(xiàn)在我已有不少了解。例如，這個讀書社的社長雖然是湖南重要部門的領導，但彭永是主要策劃者和操盤手。彭永是湖南省國防教育講師團專家、紅網智庫特聘專家、星辰智庫特聘專家、國家廣電總局立項的《百年黨史潮青年》的總撰稿，開設有在線讀書欄目“癡人說夢”，發(fā)表或出版過大量散文、評論、圖書等。在與他的接觸中，我發(fā)現(xiàn)他有三個特質值得其他讀書者和讀書會“掌門人”研究借鑒，一是強制自己早起閱讀并大量背誦經典作品，二是在人聲嘈雜的讀書群中敢于自嘲和敢于亮劍，三是創(chuàng)造性地把個人讀書與石頭記讀書社的大量社會活動緊密結合。

　　這第三個特質其實也體現(xiàn)了石頭記讀書社對自身發(fā)展和走向的審時度勢。每個人對閱讀的需要不同，興趣不同，選擇也就不同，閱讀相同作品后產生的思想和獲得的啟迪也有很大差別。因此，每個人都要根據(jù)自己的情況來選擇讀什么、何時讀、怎樣讀。但如果人人都只是埋頭于自己閱讀顯然又欠缺些什么，更何況當下不少人沉溺于手機瀏覽的似讀非讀，這其實正是各地讀書會發(fā)揮引導促進作用的舞臺，而石頭記讀書社所發(fā)揮的作用是頗為突出的。

　　在石頭記讀書群，讀書需要表達，不表達會被“開除”一段時間。表達深刻有人喝彩，表達錯誤有人揭發(fā)，表達粗淺有人諷刺，表達不清有人爭論，總之是把精心制定的群規(guī)和湖南人的“霸蠻”文化變成督促大家讀書的“馬鞭”和防止大家不讀書的“鯰魚”。石頭記讀書社還把讀書變成一種社會活動，走進湖南各地，走到全國各地，用石頭記團隊帶動讀書，用石頭記模式激勵讀書，用石頭記名人鼓舞讀書。他們是否有計劃走一場兩萬五千里或更長的讀書長征，我暫時還沒有可靠情報，但我感覺，彭永和石頭記核心團隊是比較深刻地參悟了本杰明·富蘭克林那享譽世界的“讀書使人充實，思考使人深邃，交談使人清醒”格言中的三昧真火，通過議程和活動設計，讓人不敢不讀，不忍不讀，不甘不讀，進而體味閱讀之美，享受閱讀之益。

　　但彭永和石頭記讀書社是否參悟了他們的鄉(xiāng)親毛澤東的讀書思想呢，從我粗略觀察看，他們在實踐上還有不少潛力可以挖掘。

　　當然，又何止他們挖潛不夠，全國風起云涌般興起的至少數(shù)以千計的各類讀書組織，真要比照毛澤東當年和同學、同鄉(xiāng)、同志一起辦讀書會的實踐，可借鑒的地方太多了。

　　我在這里姑且結合自身對石頭記讀書社的觀察思考，談三點想法，供大家借鑒和批評。

　　其一是更加大刀闊斧地解決讀書社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

　　1920 年，毛澤東、彭璜、易禮容等人在湖南長沙組織籌建了文化書社，主要銷售中外各種反映思想變革的圖書報刊，以傳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動社會變革。文化書社開辦的時候只有20塊錢作為經費，還是借來的。書社員工沒有工資，生活自費，全都是義務工作。毛澤東等意識到，想要將文化書社辦大辦好，需要有長久之計。他們找人集資，招人入股，經過3次集資，毛澤東、易禮容等27人籌措了519元，成為文化書社的股東；書社注意引進《新青年》、《新生活》等革命意識濃厚、深受青年和各界群眾喜歡的刊物，選擇書籍注意通俗易懂，觀點深刻，語言直白，力求讓識字不多的販夫走卒都能看懂，有效擴大了書籍銷量；借助媒體，對文化書社進行廣泛宣傳，比如，毛澤東就曾在《新青年》上為文化書社打廣告，寫了一篇名為《文化書社敬告買這本書的先生》的文章，文中寫道：“先生買了這一本書去，于先生的思想進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響，這是我們要向先生道賀的。倘若先生看完了這本書之后，因著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買幾本書看……我們預備著留給先生呢！”這些清新脫俗的廣告詞，讓文化書社對大眾產生了吸引力；毛澤東還特意公布文化書社暢銷書刊排行榜，讀者出于好奇，越是暢銷越想買；毛澤東還說服眾人，聘請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人擔任書社“信用介紹”，利用名人效應帶動經營。

　　從毛澤東為文化書社策劃經營，我想到彭永和石頭記讀書社。石頭記致力大眾閱讀，建設書香中國，必然需要經濟支撐。他們在吸引社會支持方面還是想了辦法，但徹底靠贊助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在當今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的有利環(huán)境下，石頭記是否可以膽子更大，創(chuàng)意更大，步子更大，發(fā)動適合創(chuàng)業(yè)的核心成員圍繞大眾閱讀和社會急需做成有規(guī)模的產業(yè)呢？倘若為了推動石頭記所致力的書香湖南和書香中國事業(yè)而造就出優(yōu)秀的企業(yè)和企業(yè)家，石頭記這塊“石頭”豈不就成通靈寶玉了？

　　其二是更加強化石頭記讀書群的讀書含金量。

　　毛主席青年時曾給自己規(guī)定堅持“三不談”，一不談瑣事，二不談金錢，三不談男女之事。據(jù)說有朋友曾和青年毛澤東相談甚歡，但話題轉向男女情愛后，毛澤東立即起身，托詞送客。不少專家對毛主席這一堅守有過考證與評論，感覺大家的看法比較一致：食色性乃人之天性，是永遠討論不完的。倘若對情愛思考和探討不加約束，人的情感、精力和時間會極大分散，哪有時間讀書學習呢？

　　當下林林總總的各種讀書會，大都有自己的讀書群。一般情況是，剛開始建群時熙熙攘攘一陣，經過一段時間就門庭冷落，甚至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fā)了。但石頭記讀書社群頗令人意外，五年來一直是人聲鼎沸，高潮迭起。我以為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群規(guī)對長期潛水者有管理措施；二是有不少心態(tài)積極的核心成員和潑辣直率的湖南文化習慣形成了良性互動；三是群規(guī)制定者深刻理解百花齊放對群體氛圍和事業(yè)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性支撐價值，鼓勵思想碰撞，支持真知灼見。

　　但我以為，石頭記讀書社不能滿足于本群擁有許多讀書群所缺少的熱熱鬧鬧，而是應當在讀書質量上下功夫，在討論質量上下功夫。前一個下功夫，應該說石頭記的成員普遍有所追求，這一點從其日常為文和發(fā)言能看得出來。后一個下功夫，我感覺還做得很不夠。大家習慣于把日常生活中的說說笑笑、打打鬧鬧搬到微信群里來，氛圍很不錯，提高未必多。要論詼諧幽默、博學健談，毛主席也是高手，但毛主席為什么堅持以上“三不談”，我想至少是有時間成本考量的。倘若每個人的發(fā)言都力求學理化，插科打諢都力求有依據(jù)，堅持下來必有收獲。于自己而言，倘若正準備即興洋洋灑灑時，認真檢查一下論據(jù)是否充分，是否全面，是否有說服力，甚至提前核實一些數(shù)據(jù)，假以時日，在科學思維、求實學風和精準表達方面的變化不可低估。于社會而言，每個擁有科學作風的人都是社會大森林里一顆能吸收“胡言亂語”二氧化碳、釋放“求真務實”學術氧氣的大樹，這樣的人多了，信口開河就少了，意氣用事就少了，主觀臆斷就少了，胡亂決策就少了，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這類頑疾會不會隨著大家的鄙夷和監(jiān)督也會少下來呢？

　　其三是更加注意把石頭記讀書與解決社會發(fā)展問題相結合。

　　打開毛主席的文章，包括毛主席早期所做過的調查報告，你能否找到一篇是為了發(fā)表論文、凸顯學術水平而撰寫的文字？毛主席的哪一篇文字不是緊緊結合社會現(xiàn)實，力求解決社會問題的？

　　1917年，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期間，就利用暑假和好友蕭子升以游學的方式游歷了湖南五縣，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和貧苦農民拉家常，或者一起勞動，受到了農民的信賴。農民們紛紛打開心扉，傾吐苦水、訴說愿望。他們與農民、學者、方丈、衙役等進行了大量訪談，學到了道理和知識，掌握了很多第一手信息。1926年，毛澤東與佃農張連初深度訪談，對他一家的收入與開支進行了全面梳理和詳盡記錄，最后寫成的報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收支明細精確到厘，很多關于農民生活的點點滴滴詳盡記錄，甚至達到了“比農民更了解農民”的程度。

　　廣而言之，凡是名垂青史的優(yōu)秀作品，哪有不針對問題、揭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如果你不解決問題，我不解決問題，社會發(fā)展大大小小的激流險灘，人民群眾時時刻刻的急難愁盼，誰來解決呢？

　　我們當然不能要求石頭記的每一次的讀書過程都能解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問題，但有沒有解決問題的意識，對于讀書過程和讀書效果是大有影響的。

　　具體到石頭記，可否結合讀書主題增加社會調研環(huán)節(jié)？可否既有讀書宣講又有現(xiàn)場傾聽？可否既寫讀書報告又寫調研報告？可否讓閱讀書目和閱讀生活相向而行從而推動生活的改變和美好呢？

　　我相信，熱愛讀書的石頭記人一旦把讀書與社會調研結合起來，他們也許能讓自己因更加了解基層而提高工作水平；也許能向各級領導提供內參，推動基層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推動各項工作更好地滿足百姓需求；也許能帶動自己和周圍親友的格局放大，帶動大家不再因榮譽、待遇、面子、恩怨而悲悲戚戚，影響身體健康和個人境界。

　　石頭記的家鄉(xiāng)人雷鋒有這樣一句話：“一滴水只有放進大海里才永遠不會干涸，一個人只有當他把自己和集體事業(yè)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最有力量�！笔�頭記的另一位家鄉(xiāng)人毛澤東有另外一句話：“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謹以此，與石頭記各位群友共勉。（董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