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92年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43周年時，全國政協(xié)舉行了全國政協(xié)原副主席李燭塵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丁關根代表黨中央對李燭塵作了高度評價：“李燭塵先生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忠貞的愛國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李燭塵先生又是著名的實業(yè)家，我國民族化學工業(yè)的開拓者，我國民族工商業(yè)家的楷模�！�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75周年。5月8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在湘西永順縣毛壩鄉(xiāng)調研，并在李燭塵故居出席了民建中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揭牌儀式。近年來，中共湖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民建湖南省委、湖南省工商聯(lián)及湘西州委、州政府主要領導多次深入毛壩考察指導，對李燭塵故里建設、宣傳及發(fā)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多年來，湖南省政協(xié)委員、湘西州政協(xié)委員劉明一直致力于李燭塵先生的研究，寫作了很多研究和紀念文章。9月5日起，本網將分期推出他撰寫的《湘西有個李燭塵》系列，敬請大家關注。

《湘西有個李燭塵》之二：讀書改變命運

劉明

　　在1918年之前，李燭塵多用爺爺給他取的“李華搢”生活，他還有個字，叫“竹承”。竹，可能跟算命先生所說的那個要素“缺木”有關，承，有繼承和承接之意。

　　李家在毛壩街上做生意，算是當?shù)卮髴羧思�。父母也是有見識的人。李華搢8歲那年，便進了私塾。

　　讀了兩年私塾，大約10歲時，父親就不想送他到遠處讀書了。他認為讀書固然可能考取功名，可在毛壩街上做生意也不差，更何況就這么一個兒子，不希望走得太遠。

　　母親則認為“惟有讀書高”，她立意要讓李華搢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去，而最起碼的基礎是要多讀書，既然毛壩的私塾讀完了，那就一定要走出去。

　　在母親堅持下，李華搢到了距離毛壩七十多里的塔臥讀書。

　　“塔臥”是土家語，意為“田螺”，傳說此地大山山形又似寶塔橫臥，用漢語取名就變成了塔臥。

　　塔臥是紅色蘇區(qū)，是長征國家文化公園重要的節(jié)點。

　　1934年冬天，任弼時(1904—1950)和賀龍(1896—1969)等創(chuàng)建了以塔臥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jù)地，是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長江南岸建立的最后一塊革命根據(jù)地。

　　如今的塔臥，還留存中共湘鄂川黔邊省委舊址，有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jù)地紀念館，有紅二、六軍團革命烈士紀念園等。

　　塔臥孕育了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二方面軍，走出了166位開國將帥，有“百將搖籃”之美譽。

　　1934年11月16日，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并創(chuàng)建新蘇區(qū)，剛剛會師的紅二、六軍團在永順取得了十萬坪大捷，指揮部就設在毛壩一棟四合井民居內。

　　十萬坪大捷指揮部時稱王家伙鋪，距李燭塵故居不過300多米，至今也完好的保存著。

　　和李燭塵故居一樣，十萬坪大捷指揮部也是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其實在紅軍進入塔臥之前，李燭塵的兒子李文采(1906—2000)就被黨組織派到賀龍、關向應(1902-1946)領導下的湘鄂西蘇區(qū)建立電臺。

　　當然，這是1932年的事情了。

　　但40年前的1892年，當時還叫李華搢的孩子來到塔臥，無疑是新奇的。新的老師，新的知識，奇妙的學習環(huán)境，奇特的教育方式，極大地開闊了他視野。

　　十年寒窗無人問。

　　1901年，辛丑年會考在即，十九歲的李華搢來到永順縣城，便去大鄉(xiāng)書院入住。

　　“大鄉(xiāng)”是書院名，也是曾經的縣名。龍山里耶出土的秦簡顯示：在秦代時，永順縣一帶叫酉陽縣，縣治在如今的芙蓉鎮(zhèn)。

　　山之南水之北謂陽。芙蓉鎮(zhèn)在酉水的北邊，故名酉陽。

　　秦簡還表明，酉陽縣、遷陵縣及沅陵縣為秦洞庭郡管轄，遷陵縣治在今龍山里耶鎮(zhèn)，沅陵縣治至今沒有多大變化。

　　直到隋581年，設置辰州，酉陽縣名才廢棄，改為大鄉(xiāng)縣。唐天授二年(691年)，置溪州，永順一帶還是叫大鄉(xiāng)縣。

　　明洪武二年(1369年)，置永順軍民安撫司，“永順”之名才出現(xiàn)在史志中。

　　永順縣名始于“改土歸流”后的1729年，當時永順土司管轄主要之地一分為二，即今永順、龍山兩縣，部分劃入桑植縣。

　　此酉陽也非彼酉陽。

　　翻閱《酉陽縣志》，才知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思南苗民起義，波及烏江多州縣。冉守忠前來助剿，才在靠近烏江的今李溪鎮(zhèn)置酉陽寨。

　　這才是如今重慶酉陽縣的建置之始。酉陽寨距流經酉陽境內的酉水百公里左右，冉守忠也不是湘西(溪州)土司的手下大將，他是今重慶奉節(jié)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正本清源，才能守正創(chuàng)新。

　　言歸正傳。

　　1901年，參加辛丑歲會考的李華搢雄心勃勃，他認為要實現(xiàn)個人抱負，就一定得成為國家棟梁，于是便將“竹承”改為“柱丞”。柱，棟梁，丞，府丞。

　　功夫不負苦心人。辛丑歲會考出榜，李柱丞名列榜首。時任永順知縣彭應旃(zhan)，親書“大鄉(xiāng)拔秀”金匾，差人敲鑼打鼓送至毛壩街上的李紹賢家。

　　天地轉，光陰迫。一百多年轉眼過去了，如今這塊金匾還保留在李燭塵故居，“大鄉(xiāng)拔秀”四個大字仍熠熠生輝。

　　每每置身其中，望著這些金色的大字，總有一種力量讓人豪情激蕩。也完全想象得出，這次會考無疑影響了李燭塵的一生。

　　除了會考名列榜首，1901年，李燭塵可謂是雙喜臨門，他和從小一起長大的郁菊花結婚了。

　　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郁家是毛壩的大戶人家，祖上同樣也是從江西而來。到郁菊花父親郁圓初這一輩有八大房了，占據(jù)著江西街大半。

　　郁圓初排行老五，當?shù)厝朔Q五公公，他中過舉人，上京考中進士，后不愿同流合污而歸隱鄉(xiāng)里，以和善待人，在當?shù)芈暶�遠揚。

　　后來，也正是在這位開明的岳父郁圓初先生大力支持下，李燭塵才得以走出湘西，來到常德湖南西路師范講習所求學。

　　若干年后，李燭塵學成歸來，還為岳父大人寫了感人肺腑的墓志銘。最后四句是這樣的：煦育難忘，徽音誰繼。瞻彼泰山，永思無際。

　　和他同年的妻子郁菊花，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不但養(yǎng)育了五個孩子，而且在李燭塵求學日本和塘沽工作期間，獨自為兩位老人操辦了葬禮。

　　直到1932年，50歲的郁菊花來到天津塘沽，夫妻倆才真正長時間的在一起。

　　所謂的長時間，其實不過兩年多，1934年10月，郁菊花就病逝了，享年53歲。

　　郁菊花病逝后，李燭塵寫下了感人肺腑的哭妻文和訓子書，對妻子一生進行了回顧和懷念，至今讀來，仍不禁讓人潸然淚下。

　　“嗚呼！一世夫妻，如此結局，自今以往，我將何以為生？即決然而生，又有何生人樂趣。我惟希望你靈魂有知，常相晤于夢寐之間，以慰此堪憐之晚境，然而此事又何可必也？嗚呼！……”

　　一個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這女人看似平凡，甚至平常，但成功男人光鮮的背后，一定少不了這個女人。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

　　但回到1901年，成為“大鄉(xiāng)拔秀”的李柱丞，并沒有因為會考名列全縣榜首而直接改變命運。

　　1901年，隨著與外國列強簽訂《辛丑條約》，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國將不國，何以為家？

　　在岳父、母親和妻子支持下，1902年初，李燭塵來到永順縣城，走進了由“大鄉(xiāng)書院”改名的“永順縣官立第一高等學堂”。

　　這所學堂的山長就是彭施鐸(1852--1906)，永順大井人，他寫過一首至今廣為流傳的《竹枝詞》：福石城中錦作窩，土王宮畔水生波；紅燈萬盞人千疊，一片纏綿擺手歌。

　　福石城，就是如今的世界文化遺產永順老司城遺址。

　　1135年，永順11任土司彭福石寵(1114—1193)將治所從龍?zhí)哆w至老司城，直到1724年第34任土司彭肇槐(生卒不詳)將治所遷至顆砂。

　　為區(qū)別兩個治所，原址就被稱作老司城了。

　　與此同時，1902年5月，朱其懿(1846—1910)任常德知府，召他妹夫熊希齡(1870—1937)來創(chuàng)辦了“湖南西路師范講習所”，學生主要由大湘西二十五縣選派。

　　1903年2月，“湖南西路師范講習所”更名為“湖南西路公立師范學堂”。

　　與熊希齡一起辦學的人中，有位叫彭施滌(1870—1947)的人，1870年出生，1897年中舉人，也是永順大井人，彭施鐸的堂弟。

　　彭施鐸是清代貢生，他曾入京師國子監(jiān)讀過書，博學多才，見多識廣。1902年，永順靈溪書院改為永順府官立中學堂(永順一中前身)，彭施鐸還擔任了首任校長。

　　通過在學堂里接觸，彭施鐸深知李柱丞的才學，就建議并推薦他到常德的湖南西部師范講習所去讀書。

　　常德是湘西大碼頭，大湘西走出的中國近代歷史人物大多都在湖南西路公立師范學堂讀過書，除了李燭塵的同學林伯渠(1886—1960)和宋教仁(1882—1913)，還有蔣翊武(1884—1913)、翦伯贊(1898—1968)、滕代遠(1904—1974)、粟裕(1907—1984)、廖漢生(1911—2006)……

　　如今常德交通便利，距離李燭塵家鄉(xiāng)永順有高速公路，開車也不過三小時的行程。如果坐高鐵到芙蓉鎮(zhèn)，只要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可1902年要從毛壩來到常德，據(jù)李燭塵1958年描述，得先步行到永順縣城，再坐船經芙蓉鎮(zhèn)過沅陵，再到常德。

　　且不說山高路遠，前途未卜，就因李柱丞是家中唯一男孩，過去堅定支持他遠行的母親都有點猶豫，父親本就不想他離家太遠。

　　留在湘西？還是走出湘西？李柱丞面臨人生最艱難的抉擇，況且很多東西又不是他自己能把控的。

　　這時候，岳父郁圓初站了出來。他先說服親家，說如今國家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男兒不能守在山中睡大覺，正是報國之時，要勇敢地走出去。

　　說服了兩老，郁圓初又去做女兒思想工作，說他看準的女婿并非等閑之輩，既然他想為國為民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作為妻子，就應該毫無保留支持丈夫。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說，明朝嘉靖年間，我們永順土司彭冀南(1536—1567)就曾率兵三千，長途跋涉三千以里，赴江浙沿海抗倭，獲“東南戰(zhàn)功第一”。

　　至于李柱丞能不能建功立業(yè)，郁圓初也不好說。他只是覺得，國難當頭時，作為華夏子孫，必須赴湯蹈火，決不能做屋檐下的麻雀。

　　話是這么說，但說一千道一萬，讀書還有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需要錢。

　　得到家人們同意李柱丞去常德讀書后，郁圓初慷慨地表示，這個錢他來出。

　　有岳父做后盾，1902年秋天，李柱丞到了常德，在湖南西路師范講習所用“李華搢”報名注冊，“柱丞”仍用其號。

　　在常德，李華搢結識了學校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熊希齡。熊希齡是湘西鳳凰縣人，比他大12歲。

　　熊希齡14歲中秀才，22歲中進士，后點翰林。1898年，因參加百日維新運動被革職。

　　在學�？�花井邊，熊希齡給李華搢講了他與譚嗣同(1865—1898)創(chuàng)辦長沙時務學堂，講了他雖躲過戊戌變法殺身之禍，但卻受到“革職永不敘用，并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

　　即便是受到嚴格管控，熊希齡仍憂國憂民，他甚至還想去日本、德國等發(fā)達國家走走，看能不能從中受些啟迪。

　　熊希齡告訴李華搢，所有困難都是暫時的，今后國家也一定會覺醒和崛起。他希望今后在做好政治改革前提下，發(fā)展教育和實業(yè)，以“謀中國之富強”。

　　在湖南西路師范講習所，共同的志趣和優(yōu)秀的成績，李華搢很快結識了同學林伯渠。林伯渠比他還小4歲，湖南臨澧縣人。

　　在學校銀杏樹下，李華搢和林伯渠觸膝談心，賢論天下大事。兩人的區(qū)別在于：對于時事，林伯渠表現(xiàn)得大膽和明朗化，李華搢相對顯得謹慎和深沉些。

　　謹慎并不是害怕，也不是不支持。相反，只要是林伯渠有什么想法，他一定支持。譬如林伯渠在學校發(fā)起了新知學社，李華搢從不缺席每一次活動。

　　1904年春，林伯渠獲公費到日本留學。在常德南門碼頭，李華搢還組織好友歡送。

　　45年后，兩位老同學準備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時，林伯渠還談及了當年這段往事：不及柱丞送我情。

　　1904年春，剛剛送走林伯渠，更名后的湖南西路公立師范學堂來了新生蔣翊武。

　　蔣翊武是湖南澧縣人，在熊希齡命題《中國如何自強》的作文中，他大膽提出了“革命排滿”政治主張，使全校上下大為驚駭。

　　熊希齡辦學本意是要把學生培養(yǎng)成維新變法、愛國御侮的人士，結果竟使湖南西路公立師范學堂成了“革命黨”搖籃。

　　1904年10月，長沙起義事泄失敗，參與響應的宋教仁逃亡日本，協(xié)助宋教仁的蔣翊武等被開除學籍。這件事，對于李華搢影響很大。

　　李華搢不是不要革命，更不是害怕革命。走出湘西后，他不僅增長了見識，拓開了眼界，而且更多了一份冷靜思考：國家為什么這么貧窮懦弱？怎么樣才能富國強兵？

　　于是他又在學校葵花井邊請教老師熊希齡�？�花井始挖于明代1419年，其神奇之處便是水中常隱現(xiàn)一朵葵花，舀入瓢中，則瓢中也有葵花，故名。如今它還在常德一中的校園里。

　　熊希齡認為：“近時談國事者，均以富強為主義，強國之道，固在練兵。然以希齡所見，知工業(yè)不興，練兵雖有成效，亦不能堪一戰(zhàn)。”

　　就是辦好工業(yè)，在熊希齡看來，必須注重“管理與薄記之嚴密”。“中國各公司規(guī)模壯麗，遠過日本，然多虧本者，由此故也”。

　　是啊，再好的企業(yè)，一旦失去良好的管理，很快就會一盤散沙。再美好的理想，缺乏強有力的管理，所謂理想只會是空想。路要一步一個腳印去走，事業(yè)離不開腳踏實地去干。

　　若干年以后，李燭塵受范旭東邀請，成為“永久黃”團體的“總管家”了，仍對在常德和熊希齡這次聊天記憶猶新。

　　在學校銀杏樹下，李華搢又請教他的同鄉(xiāng)彭施滌先生。銀杏樹為雌雄雙株，栽于1589年，目前也生長得很茂盛，秋來遍身金黃，是常德市區(qū)一道獨特的風景。

　　彭施滌認為：“列強之所以強盛，全在科學技術之先進發(fā)達；而科技之興盛，又在于人才之培養(yǎng)造就；而育人之法唯辦學興教一途。”

　　富國強兵也好，發(fā)展實業(yè)也好，這關鍵還是人才。彭施滌認為關鍵還是要開辦學堂，培養(yǎng)人才，這才是“福國利民之本”。

　　盡管彭施滌追隨孫中山(1866—1925)、黃興(1874—1916)不久加入了同盟會，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民國時期，他也側身政界，但一生都在用辦教育來實現(xiàn)救國救民的抱負。

　　彭施滌先后參加籌辦中國公學，曾任湖南優(yōu)級師范教務長，倡議多校合并為湖南大學，后到湖南第二女子師范(桃源)任校長。

　　1946年，沈從文在《湘人對于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一文中曾這樣寫到：“彭施滌先生主持桃源女師許多年，男女同學運動，女子剪發(fā)運動，都出自這個學校。”

　　后來，李燭塵曾多方打聽過彭施滌的消息，希望能邀請老師來天津看看。他在“永久黃”團體30多年從事管理，也始終把培養(yǎng)人才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李燭塵多次撰文指出：辦現(xiàn)代化企業(yè)，關鍵是靠科學技術，這沒錯。但科學技術的發(fā)明、運用和普及，都離不開專門的人才。

　　是啊，再美好的藍圖，沒人去繪就，所有都是空想；再偉大的事業(yè)，沒人去實干，一切都是空談。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命由天定，事在人為。

　　不言而喻，李燭塵要是沒有繼續(xù)讀書，沒有走出湘西，沒有到常德遇見熊希齡、彭施滌和林伯渠等人，也許又是另外一種人生了。

　　當然，光有遇見還不行，我們每天都會碰到很多人，關鍵在于自己是否行動了。

　　行動的背后呢，除了膽識，還需要智慧和人品作支撐。